前两天小巴整理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城市GDP变化和12个改变中国的瞬间，今天小巴来说一说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个话题——高等教育和大学生。
小巴先来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中国的大学生，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不管你选择哪项，其实都对。改革开放到了第40个年头，中国大学生的绝对数量仍然还是太少了，但增速很快甚至可以说是极快，中国正在或已经进入了“大学生时代”。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最大红利，不是来自人口，而是来自于教育以及基于此的科研。
“多”在增量
一半新增城镇就业人口是大学生
我们频道的读者，大多是拥有大学本/专科学历或是在读生，身边接触最多的同龄人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家凑在一起，常常抱怨的一项内容就是，大学教育对工作没什么用，文凭不值钱，大学生到处都是，所以你可能会回答“太多了”。比如小巴问了一圈自己的朋友，就是如此。
中国的大学生很多吗？说起来，确实是挺多的。
上个月，小巴才写完了新中产报告，其间整理了很多数据，有一个数据很了不得：从2015年开始，城镇就业人口结构中，大学毕业生占比已经超过了50%。（注：考虑到大学毕业生就业几乎都在城镇，极少回归农村，50%的数据虽有高估，但应该基本接近）
从增量来看，中国的大学生真的很多。
“少”在存量
只有3.3%的中国人拥有本科学历
但是——对，你肯定想到了，后面还有一个“但是”，太多or太少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答案。小巴前段时间看到了一篇文章，大意是“中国其实只有3%的人具有本科学历”。这个数据，和小巴整理所得的数据，大致相似。
小巴整理了1978—2017年的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你猜这40年当中，中国全日制大学毕业生的总数是多少？
答案是，9279万，占中国13.9亿总人口的6.68%。这9279万当中，若是本科、专科对半开，可不就是只有3.34%吗？
这样一看，你还会觉得，中国大学生太多了吗？
对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结构，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存量太少，增量可期。
1998
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同步加速
中国高等教育人口存量少、增量快的结构，源自1998年中国高校扩招政策的退出，这背后则是中国在社会、产业和经济结构上的变革。
恰好，1998年是改革开放开始到今天这一段时间的中间节点。回头去看，这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在史书上可能会留下浓墨重彩的篇幅。
这一年，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在内是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肆虐了大半个中国，在外则是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企业破产不计其数，工人下岗数以百万计。
对外，中国加速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产业体系，尤其是缓和跟美国的关系——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这一切忍辱负重的措施，最终在3年多之后加入WTO时落地生根，中国经济受益20年。
对内，则是一系列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加速城市化。
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到了30%，城市化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加速。中国的城市化率，在1998年刚刚超过30%，达到了30.4%。不论是有意安排，或是偶然巧合，这一危机之年恰恰是最适合加速城市化的时候。
在这之前的两个十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升都不到1个百分点，城市年均新增人口在1000万级别（包括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和城市新出生人口）。而这之后的20年，这两项数字分别增加到1.5个百分点和2000万级别。
与城市化相对应的，是整个社会和产业的大转变。
在产业结构层面上，是从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型、从内贸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型，再加上互联网产业的意外崛起；在消费升级层面上，买一套房、买一辆车是1998年之后最重要的消费升级需求；在社会心理层面，是财富积累、个人主义的追求崛起。
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人口结构，同样是城市化的一个侧面结果，而且是是不显山露水、极容易被忽略，却影响深远的一个方面。
如果我们把城市化加速的数据和大学生毕业人数做个对比，就可以发现，城市化加速和大学毕业人数的加速增长，是同步的—当然，这也是当时政府政策所引导的结果。
从1998年开始，到2007年为止，是大学生毕业人数增长最快的10年，年均增长率为18%。而最近10年，中国高等教育人口增长速度放慢，但绝对数量已经起来了，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
未来20年
“人口红利”向“大学生红利”转移
“转型升级”这句口号，是朱镕基总理在1998年喊出来的。过去这些年中，中国产业有新开一条路的转型，却很难称得上在现有道路上的整体式升级（尤其对制造业而言）。但这几年，中国真正面临人口、环境、国际贸易等红利枯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难题又近在眼前，“升级”这个命题很难避开了。
中国的高等教育人口的重要性，在过去并不显山露水。这是因为在绝对数量上，仅仅到最近几年才凸显，而人口红利也是在最近几年才刚刚枯竭。
中国的下一波红利，在消费上而言，是新中产、新消费群体的崛起，在供给上而言，则是技术效率提升的红利。这两者的结合点，是中国每年超过新增就业人口的大学毕业生。
并不是说，有了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就可以完成产业升级和进入中产社会，而是没有足够的大学生，显然是搞不定的。除了人口之外，还需要资金投入以及利益分配机制的配合。
比如过去10年，中国的科研投入快速增长，2012年中国全国科研投入达到了1万亿人民币，2013年首次达到GDP的2%，到2017年，5年时间，已经增加到1.75万亿。其中基础科学研究的增速，是整个研发投入的两倍。按照这个速度，大约5年时间，中国的研发总投入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投入的成果，正在逐步显现。
科研论文发表数量，根据《Nature》杂志对全球68 种一流科研期刊的汇总测算，中国已经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专利数量，2017年的PCT（专利合作条约，PatentCooperation Treaty）国际专利，中国超过日本，以48882件专利申请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的56624件,同时中国还保持了超过10%的增速。
而在更加贴近实用的企业层面，全球科技公司和独角兽数量，中国一直与美国并列G2，中国稍逊美国，但也相去不远。德勤2017年发布《中美独角兽研究报告》中，美国和中国的占比分别为42.1%和38.9%。
前两天，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日本学者又获奖了，小巴在朋友圈看到了几条“21世纪以来日本年均1个诺贝尔奖”，用以嘲讽中国科研界。其实科研投入的最快，科研人口的增加其次，而科研成果的产出则最慢，相比于投入大约20年左右的滞后。日本2000年以来在诺贝尔奖上大放异彩，原因是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在科研上的大手笔、快速增长的投入。
中国在科研尤其是基础科研上的投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见到成效，资金和科研人口的条件已经满足。
相对之下，如何在科研制度上做出更有利于此的变革，或许是影响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开发下一个十年“大学生红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