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任何国家的任何经验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阶段，没有绝对的合理与不合理。譬如印度。过去有人批评其过快发展本国高等教育，造成教育结构不均衡以及大量人才的剩余；现在则认为这是经验，因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有利于该国软件业的发展。此一时彼一时。教育的问题千万不要把它绝对化。
●嘉 宾：熊庆年（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新闻背景：2007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日前落下帷幕。数据显示，今年上海地区报考硕士研究生的考生跌破1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6.5%，13年来“考研热”首次出现降温。
主持人：有论者称，“考研热”降温“彰显了经济人理性的回归”，“昭示了高学历信号的失效”，也说明“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开始动摇和改变”。也有人分析，“考研热”降温不仅与就业压力有关，也与硕士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有关。然而，不少专家对此持否定意见。如北大校长许智宏就认为，增加或减少的人数在10%左右都很正常，导致部分考生放弃的原因可能是误读了关于硕士研究生收费的种种说法。
熊庆年：我认为许校长讲的有道理。考研人数变化幅度还在正常范围内，有些报道却用了诸如“拐点”之类的词汇，未免有些夸大。但在对待考研的态度问题上，社会在逐渐回归理性，这一点毋庸置疑。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确实有“人才高消费”的倾向，很多单位或企业非研究生不招，招了研究生却不知道怎么用。近年来用人单位在渐趋务实。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也不见得有多少优势。
至于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对于考研热降温有多大的影响，社会上存在一些误解。改革是为了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构建制度基础，而不是像一些媒体报道和许多公众理解的那样，是简单的收费制度的改革。错误信息被放大后，容易产生误导，引发一些问题。
事实上，考研近年来成为“潮”，也有赶时髦的因素，就好比物理学上说的“共振反应”，是某一个场域里互相感染的行为。对于我国快速发展的教育事业而言，期间出现某些波动甚至无序的状况，都很正常，不必过分担心，更不必将某些微小的变化无限放大。仅凭几个数据的变化，就作出诸如“学历失效”、“信念动摇”这样的断语，恐怕欠妥。
主持人：尽管大多数人不再唯文凭、学历是瞻，但根据2006年某招聘网对292家IT企业的调查，学历与薪酬基本上是正比关系，即学历越高，薪酬也随之升高。学历在遴选人才过程中究竟起多大的作用？
熊庆年：在一个总的社会平均数上，我们说读书改变命运，这没错。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发展的资本，知识拥有更高的附加值，甚至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尽管学历不能代表知识获取的程度，但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通过学历条件来遴选人才，还是非常重要的筛选机制。掌握知识并获取学历，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主持人：但是近年来，由于学历造假、学术浮躁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学历的含金量已经大打折扣。对此，一位美国教师的观察与批评值得关注，他说，中国的许多大学生，并非从自身兴趣出发、根据获取知识的需要而加入考研大军，而是为“文凭”计，客观上增加了机会成本。长此以往，教育的功能将被逐渐弱化。
熊庆年：这个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尽然。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在考研的问题上，兴趣被摆在第几位的确值得一问，但不必看得太严重。研究生与本科生不同，前者是为了培养高层次的研究人才，不管是应用型的还是研究型的，都对创造性有比较高的要求；后者则更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过去很多年，我们在大学生培养上学习的是前苏联高度专门化的模式，专业面狭窄，用杨福家院士的话说就是，把大家领到几百个“小胡同”里，进得去却出不来。这一培养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在摸索矫正方案，比如实行文理交叉、相互渗透、按大类培养乃至不分专业培养等，总体上是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时代在发展，知识在发展，教育也在发展。100年前，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一个项目，现在可能需要上百人；100年前，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可能是在某一领域具备某一专长，现在我们更需要具有多学科思维和敏锐的发现力、有深厚的人文关怀、拥有宽广的知识面及科学视野、有国际眼光的创新型人才。
这就是我们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变化。不仅我国在谋求高等教育的改革，西方国家也在积极创新。高等教育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任何国家的任何经验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阶段，没有绝对的合理与不合理。譬如印度。过去有人批评其过快发展本国高等教育，造成教育结构不均衡以及大量人才的剩余；现在则认为这是经验，因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有利于该国软件业的发展。此一时彼一时。教育的问题千万不要把它绝对化。
主持人：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及科研评价体系，有可能面临全面崩溃。您怎么看？
熊庆年：“崩溃论”有点耸人听闻，但问题的确很严重。高度行政化，过于功利，过于短视，这是症结之所在。
教育的作用是培养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培养工具，特别是赚钱的工具。因此对教育的评价不能忽视最本质的因素———人的发展。对学术研究的评价也要尊重学术规律。在转型时期的特殊阶段，整个社会功利主义思想弥漫。包括考研热、考证热以及各种教学评估、各类大学排行榜等在内，无不反映社会极端的功利心。社会发展离不开功利的推动，但功利并非首要。尤其是在教育和学术领域，“利”字当头，过分的市场化，肯定会出问题。
话又说回来，我国教育改革几十年，尽管目前的教育评价机制还不成熟，系统建构还不完善，甚至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毕竟在慢慢回归理性，在慢慢修正错误，在慢慢形成一种社会评价机制，这就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