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的经典形象
代课教师，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专有名词，已经从公众视野和公共讨论之中消失很久了。今天的人们听到这个名称，大约会有两个经典而模糊的意象：
第一个，是作家路遥1982年在其影响甚巨的中篇小说《人生》中刻画的主人公高加林，他刚出场的设定，就是一个高考失利的高中毕业生，在村小做代课教师。在路遥的笔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像高加林这样具有高中学历的代课教师，是极受村民尊重的文化人，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更是很多姑娘爱慕的对象。
这部小说看似简单，主题却很深邃，涉及改革之初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下人在职业与爱情之间的两难抉择，以至于农村代课教师的境遇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做了一些浪漫化的处理。
第二个，是导演张艺谋1999年拍摄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那个瘦小枯干弱不禁风的憨傻姑娘魏敏芝，这个片子讲的是乡村小学的高老师回乡探望病重的母亲，村长从邻村找来13岁的魏敏芝给高老师代一个月课。高老师见她太小，教不成书，不想要。村长说，能找到这么个人很不容易了，只要能把娃看住不辍学，就算胜利。
这是一部关于农村、贫穷和教育之间关系的纪实性影片，它直白揭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浮出水面之后，在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辍学问题的严重性，这种状况下的农村代课教师的辛酸，也让观者为之心酸。
“一师一校”的三个老师
如果不是亲自到现场，亲眼见到、亲耳听到，我可能会以为“代课教师”这个群体早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间节点是2006年3月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的“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代课老师全部清退”的宣示。
事实上，官方的说法中，始终使用的是“代课人员”。即便在简政放权、清理各类认证证书之后，教师资格证仍然是国家正规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标准严苛的准入门槛，换言之，乡村代课教师虽有教育行为之实，却得不到教师身份之名。
这种名实分离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虽然听不到“代课教师”的名字了，但只要你到边远的山村去看看，还是不得不补充和聘用大量的“临聘人员”，说到底，还是代课教师。
11月8号那天，我约上政府办和教育局的两个同事，跑到了来Y县挂职四个多月来最远的地方，有一半的时间走的是泥泞的土路，单程四个小时，相当于去了一趟省会。我的本意是调研“一师一校”现象，也就是一所学校仅靠一个老师支撑维持，在调研过程中则另有所获，对代课教师这个老问题有了更直观的新感受。
特别选中这所学校，并非一时头脑发热。我是在之前一天，手捏着全县130所中小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的数据表，逐一排查，在这个最偏远的乡找到了教职工数量为1人，学生数量为66人的这么一所学校。从数据上看，这当然是典型的“一师一校”。
跋山涉水四个小时来到学校现场后，还是有点惊讶。一是被路途的颠簸泥泞所影响，惯性地以为学校的硬件条件也必定是校舍破旧不堪，其实不然。在这么偏远的村寨，学校的两栋三层教学楼，依然是全村最为大气也最牢靠的建筑物，这多少让我倍感欣慰。二是说好的“一师一校”，怎么有三位老师站在院子当中等待我们的到来？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在短暂察看了一下校园基本状况后，来到会议室，开始了一个多小时的座谈。
“老李”们的青春岁月
李校长介绍了他的两位同事，也就是临时聘用的代课教师，正式说法叫做临聘人员。这两位老师都是高中毕业，也都是本村人。男老师45岁，代课十二年。女老师大约20多岁的样子，刚刚聘用两个多月。
李校长今年49岁。90年代初，老李职业高中毕业，先后到当地的茶厂和烟厂打工了一年，最终在1993年回到了村里，在村小学做炊事员。那时的村小有300多个学生，以及包括代课教师在内的12个老师。虽说在学校里做炊事员也和代课教师同等待遇，但职高学历的老李并不甘心就这样一直做饭。他和当时的许多代课教师一样，力争上进，在2000年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中师文凭，这就有了担任小学教师的基本条件。2002年，他又参加了专门面向民办代课教师群体的“民师提高班”，这是当年在动手解决代课教师问题之前，为部分优秀师资“民转公”特别开的一个口子和埋的一个伏笔。
2006年，教育部关于短时间内全面清退代课教师的前述表态之后，老李是当年当地代课教师中第一批转正和拥有正式编制的人。转正了意味着纳入教育局的正式管辖，成为教师正规军的一员，也因此要接受教育系统的管理，根据供需实际，服从组织调动。从2006年到2014年，他差不多每隔三年就被派到另一所村小教书。
2014年，老李回到这里担任校长。但这里现在已经不再是一所完全小学，也就是没有完整的一至六年级学生，只培养一到三年级的学生。为什么会在这样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资源向乡镇的中心校集中，对周边的村小都形成很强的虹吸效应，也逐渐把村小变成培养低年级学生的场所。因为低年级的小孩子不能远离家庭，而四年级以上可以送到中心校开始寄宿制学习生活。
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在于，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考核的时候，是把办到四年级及以上的学校作为考核对象的，四年级以下的仅作为教学点，不称为学校，也不纳入考核范围。
同行而来的老戴做了一些补充。他是乡中心小学副校长，也是在本世纪初由代课教师转正而来。据他的回忆，代课教师的工资根据学历而有所不同，高中文凭130元/月，初中文凭120元/月。老百姓对代课老师当然也是尊重的，但已很清楚代课教师与正式教师的身份差别。那时老戴刚刚娶了媳妇，有了女儿，每个月手里攥着130块钱，拮据得很，实在不知道日子怎么过。他老父亲每个月要挑着担子送来白菜、土豆，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老李和老戴，毕竟还是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时间窗口，搭上了代课教师转正的专车。从政策演变的脉络来看，在本世纪初实现“两基”目标之后，社会对于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付出巨大的历史“牺牲”，也做出巨大的历史贡献的代课教师群体，是存有一定的歉疚的。因此尽管提出清退代课教师，却先后多次给了一定出路，通过考试达到一定成绩就可以转正，且每有一年代课年限可以加0.5分。
与老师们座谈
良好初衷的意外后果
其实，教育部门之所以在2006年宣布这项决定，还有更长远的一盘大棋和配套动作：2007年，免费师范生政策推出，也就是报考教育部六所直属师范大学之一后，有条件地接受免费师范教育。
这不是区区六所学校的事情，实际上，在这一政策带动下，很快地，北京、新疆、西藏等地师范专业学生全部实行免费教育，上海、江苏、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在部分师范院校开展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江西、湖南等地开展免费定向培养农村教师工作，广东、甘肃等地实行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政策。
这些政策的最终指向，都是希望填补和替代原有代课教师退出造成的师资真空，并把农村师资水平和能力提升到新的高度。
问题出在衔接上。良好的政策初衷和顶层设计，在中国城乡教育之间的巨大鸿沟和农村教育的复杂现实面前，其实施效果打了折扣。
以这个乡镇为例，在代课教师时代，全乡在正规教育体制之外自行运转的代课群体规模，基本保持在50人左右。而2012年最后一批代课教师清退之后，他们很快发现，上级并没有及时地根据乡镇适龄儿童和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按照“师生比”的相应标准，将新招聘的教师派到下面来。
县教育局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们每年将缺编教师的名额报给人社局和编制办，可是连续多年没有下文，人口在放开二胎后发生了明显增长，但教师数量还保持着几年前的水平不动——财政负担不起。
这种情况下，乡村学校只能自行聘任编外的“临聘人员”或“临聘教师”，前年是5个，去年9个，今年达到17个，呈一路上升之势。当下的临聘教师与之前的代课教师干着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活儿：每个老师负责一个年级，每天八节课往往要教七节课，没有电子白板，对这一群调皮的孩子，上课基本靠吼。
但是，临聘教师与编制内教师的收入差，比代课教师时代要大得多，临聘教师在1200-1500元左右，编制内教师在加上偏远地区各项补贴后可以达到5000元左右。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代课教师的年代，与他们签订合同的是乡镇政府，一年一签。而今天与临聘教师签订合同的只是学校，一个学期一签，费用也从学校的运转费用中支出。
如果说代课教师还勉强算有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奔头儿，拼命考证、考文凭的话，如今的临聘教师的出路基本堵死了。今天，报考教师岗位也就是报考事业单位，中小学教育类事业单位招聘的基本条件是三证齐全：专科以上学历、教师资格证、普通话合格证。这三项，哪一个都要经历一番厮杀。而即便都通关了，也只是具备了报考条件而已，还要跟那么多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去竞争。
这样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临聘教师的流动性要比代课教师大得多，很可能几个学期下来，学生换了不知道多少个老师。同时，他们在自身教学水平和技能提升上的投入动力，也会比代课教师低得多，因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对他们来说，把教书当做一份暂时勉强养家糊口的过渡性工作，是再合理不过的定位。
一个群体的坚忍奉献
座谈结束。临走前，我问了那两个从始至终不发一言的临聘教师，将来有什么打算。女老师仍不说话。男老师喃喃自语：“我已经教了十二年，只要学校继续要我，我还是要好好教孩子们。”我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接下去。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类似“代课教师—临聘教师”这个职业群体的，还有很多。多少高峰险滩，也是因着这些人群的坚忍与奋斗、勤劳与奉献得以闯过，于不知不觉间轻舟已过万重山。他们，值得我们报以深深的敬意。
奔波四个小时，只为跟他们聊这一个多小时，但是太值得了。不到长城非好汉，只到中心校、不到最偏远的村小，不去亲自感知整个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也不能了解县域义务教育实现均衡发展过程中真实的短板所在。
长叹一声，走出村寨，赶回县城。突然想起一年多前在本校学生的读书会上给他们导读《人生》时的场景，如果我在那之前到过这里，琢磨过代课教师的忧愁烦恼，也许会换一种更好的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