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女子苟晶高考被两次冒名顶替的新闻，让人看了愤怒，那位班主任也是枉为人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牺牲他者命运为代价。对当事人来说，人生被偷换，黑暗和伤痛像一颗巨石按在胸口。这种暗箱操作改变他人命运，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这新闻，想及乡村教育。高考，就像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一书所论述的：“庆贺高考胜利举办的宴席，因为承载着乡村的人伦，而显得异常隆重。在熟人社会中，其庄重、严肃、认真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结婚、生孩子的仪式。
考上大学后的请客、放电影、请花鼓戏班子，被认为是最隆重、最喜气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地听农村的女人谈起，‘别人家有多少钱我不羡慕，我就是羡慕别人家孩子会念书’。小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朴素的言语所包含的深明大义，意味着教育曾经深深扎根村人的心中，承载着如宗教信仰般的纯净感情。”
任何对乡村困境的如实叙述，都可能被简单指证为唱衰农村的口实。在黄灯看来，乡村不应仅仅作为负载乡愁情绪的场域，同时应被视为“问题的场域”，“个体命运和时代之间的深度关联，意识到农村作为社会问题的终端载体，在承受社会剧烈变迁的洗礼时，正在遭受难以摆脱的厄运。”
从乡村走出来的读者朋友，阅读《大地上的亲人》可能有更多共鸣。选取书中一文《村庄教育的见证人》，同是为人师为人父，透过他的故事，见人见教育变迁。
村庄教育的见证人
从 1968 年到 2009 年，四十一年来，父亲始终在汨罗三江乡工作，先后在小学、初中、高中教过书。他主要教授数学课程，1968 年到 1974 年，在凤形村小教书时，曾经当过好几年复式班的老师。在初中阶段，除了数学，他还曾教授生物、地理、政治课程。我初一、初二的数学是父亲教的，初三的生理卫生也是他教的。
流经长乐镇的汨罗江
在三江，有一批像父亲这样的教师，三江中学以父亲教数学、张仓如教化学、胡执中教物理最有名，形成了理科教学的铁三角，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保证了整个乡镇理科教育的质量，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三江中学的教学质量始终令全县跨目相看。但因为三江地处革命老区，经济困难，教学条件的简陋，始终像巨石一样压在全乡师生头上。
在我毕业的 46 班，因为没有教室，初一入学，整整一年，就在食堂里面上课。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大家总是在饭菜的油烟、辣椒的呛鼻味道中度过。从湘潭调过来的赵老师夫妇，一家四口，一直住在一套二十平米的房子里面。1984 年到 1986 年间，父亲担任校长，竭尽全力和乡政府交涉，顶着巨大压力，和领导拍桌子、骂娘、吵架，终于建起了像样的教学楼，也争取到资源，以最小的成本改善了老师的住宿条件。从此，他成为上级眼中最为难缠的刺头。
身为教师，父亲也收获了学生的情感尊重，这让他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也间接塑造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相比一般的农村孩子，因为父亲拥有教师身份，我得以接触不少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父亲从来没有想到，每年寒暑假，那帮考取大学回来找他的学生，对我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我记得 1986 年前，我们一直住在老家垛里坡，一个非常偏僻、有山有水的独户村庄。尽管平时我一直被寄养在外婆家，但每年寒暑假，往往放假的第一天，我就会应外婆的要求，立即回到自己的家。在 80 年代初期，一到放假，那些考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武汉、重庆等大城市的学生，就会远远出现在我家村头的小径。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预先通知，但依照惯例，每年七月初，是学生来我家的高峰期。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父母就会非常兴奋，会准备最好的食物等待学生。他们一来，首先会帮家里干一些农活，比如帮助父亲挑粪、浇菜、种地，妈妈则一心一意准备饭菜。他们吃着父亲做的黄鳝，一个个辣得满头大汗，还一个劲地喊“好吃，好吃，黄老师你要多做点”。
他们与父亲一起喝酒，没醉的时候，父亲一个个轮流训话。“栋梁伢子，你搞财会一定要把好自己这一关，不要干一辈子，最后进了牢眼。”“志峰伢子，你平时喝酒没问题，但做手术的时候，一定要少喝点。”“新余伢子，你要快活点，不要整天愁眉苦脸的，日子快活点过，人这一辈子就几十年。”父亲教训学生的时候，他的学生们则趁机拼命将鳝鱼往碗里搬，等他教训完毕，学生们已经醉得差不多，于是就称兄道弟，互开玩笑。到最后，学生们就合伙嚷着要父亲教他们打骨牌，而且要打通宵、要打钱的。
这热闹融洽的气氛，给所有人带来一种真实的快乐 ：父亲的快乐，不仅来自学生对他的尊重，更来自学生在他面前的那份随意和俏皮 ；学生的快乐，不仅来自父亲对他们的爱护，更来自父亲的幽默坦诚、随意亲切 ；母亲的快乐，不仅来自又好又快的厨艺获得了一致认可，更来自一大桌饭菜被风卷残云般地吃个精光所带来的成就感 ；我们的快乐，则来自与父亲学生的嬉闹，来自父亲与学生相处时对我们少有的放纵和宽容。
玩够了，吃撑了，夜幕早已降临，师生便开始神聊。我总是躲在一边，听父亲和不同专业的学生聊一些陌生的科学知识，诸如石油开采、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精工机械，甚至还有一些军校的学生，会在爸爸的好奇询问下，模模糊糊告知南海核潜艇的大致方位……这种神聊，在专业知识的包裹下，有一种隐秘不宣的快乐。
在僻静而封闭的村庄，从来没人想到，父亲和他的学生，在一个个夜晚，曾经享用过如此丰富的精神盛宴。我惊异地发现，因为父亲任教中学的理科师资力量强，百分之八十念大学的孩子，竟然都是理科生，就算有文科生，学的也是诸如财会这些和数学多少扯上点关系的专业，像我这种出生在数学教师家庭、最后却选择与数学根本不搭边的文学专业的人，不但别人不理解，我自己也难以相信。
村庄里的路
父亲和学生的交往、对话，让我很小就懂得了本科、专科的差别，懂得了文科、理科的差别，懂得了中国重点大学的基本分布，甚至从小就特别关心大学的学科优势。
这些 80 年代的大学生，散发着神气、神奇的气质，在年幼的我带来精神、知识洗礼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经由读书，不但能改变命运，更能认知到人的高贵和尊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经由村前的那条小径，在我眼前展开，通向神秘的北京、上海和天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些常来我家的学生，也理解父亲发自内心对教书职业的热爱之情。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每年暑假高考放榜的日子，乡村弥漫着与收割庄稼相似的收获气息，读书带来的尊严、希望、憧憬、美好一点点注入村民的心中，确实让人产生发自内心的期待和向往。
尽管当时通讯不便，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高考的信息经由口耳相传，会立即传遍全乡，每家孩子的分数，瞬间成为全乡谈论的热点。考上的孩子和家长，感受着命运改变带来的满足、幸福，也领受到尊重、羡慕 ；没有考上的孩子，尽管会经受心理的折磨，但也会在暗暗地较劲中，准备下一年的冲刺。庆贺高考胜利举办的宴席，因为承载着乡村的人伦，而显得异常隆重。在熟人社会中，其庄重、严肃、认真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结婚、生孩子的仪式。考上大学后的请客、放电影、请花鼓戏班子，被认为是最隆重、最喜气的事情。
我不止一次地听农村的女人谈起，“别人家有多少钱我不羡慕，我就是羡慕别人家孩子会念书”。
小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朴素的言语所包含的深明大义，意味着教育曾经深深扎根村人的心中，承载着如宗教信仰般的纯净感情。在乡村的八月底，是高考、中考的获胜者请客的高峰期，我跟随父母，喧嚣的酒席中，往往能见识到这些经由考试获得成功的孩子，扬眉吐气、器宇轩昂的表情。
80 年代乡村所弥漫的重视教育的氛围，确实和时代精神产生了深切的共鸣。通过教育，农村的孩子实实在在地拥有向上流动的空间。以我初中的同届同学为例，在四个班级的一百六十个学生中，有八名考上一中，而这八名学生当中，后来通过种种途径，考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就有好几名，对一所条件简陋的乡村中学而言，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成绩。
作为三江中学有着将近四十年教龄的元老，父亲的从教经历更能说明问题。1978 年，全国的乡村中学正流行办高中，父亲曾经当过高中部 9 班的班主任。据他后来统计，他所教过的三十多名学生，最后通过高考、参军等方式，得以改变命运的有二十七八名，留在当地当农民的微乎其微。这种成材率，一直是他最大的精神安慰，父亲也因此和 9 班的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对教师岗位的理解上，父亲有句话，“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成材，但绝不耽误任何一个有前途的伢”。父亲除了从精神层面鼓励学生读书，也从经济上帮助他们。9 班的学生，几乎都是一些家境极为贫寒的农家孩子，很多家庭因为基本生存都面临困难，根本无力送孩子念书。
父亲面对此种状况，不忍放弃学生的前途，总是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们经济资助——没有书的买书，没有学费的就垫付学费。80 年代的师生关系非常单纯，家长和教师之间也充满了信任，每到八月底开学之前，总有不少家长来到我家寻求父亲的支持。我始终记得年幼时父亲曾说过的一句话，“多帮一个孩子念书，是世上最值得的事情”。
父亲的付出获得了真心的回报，这批出生于 60 年代、在父亲帮助下跳出农门的学生，很快成为社会中坚，在我和弟弟读书、买房的关键时刻，总是慷慨地伸出援手，回报老师当年的支持。这种类似于亲人的师生关系，对我的影响极大，一直到现在，我和父亲9 班的学生，都维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尽管因为性格耿直，父亲从来不会讨好任何领导，但在三江中学，却有着无人可比的学生缘。他脾气大，讲原则，对学生要求严格，凶起来让学生闻风丧胆 ；但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未有家长找过任何麻烦，反而因为批评学生，收获了很多不寻常的友谊。
2009 年父亲退休，学生来看望他
在乡村中学，父亲是难得的“目中有人”、对教育持有情怀、葆有热情的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1993 年左右，妈妈在学校开了一家商店，有一段时间总是丢东西，为此她决定蹲守一天，看个究竟，最后发现了偷东西的学生。妈妈没吭声，将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也没有吭声，而是去学生家调查，后来才发现，那个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家里太穷，确实有很大的生存压力。他们不但没有责怪这个学生，反而给了他二十块钱。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善举，彻底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
从此，偷盗的学生彻底改掉了陋习，发奋读书，最后考上了师范，回到乡村中学，和爸爸成为同事。多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谈起这件事，依然让我极为震撼。他对别人的尊重，对学生的理解和同理心，相比基础教育一天天陷入虚空的教条，给予我很多启示。因为有对教育的理解，有对农村孩子的体恤，所以父亲能够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施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在不为人知的细处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
让我感慨的是，80年代的乡村，教育方面的良性发展，越来越成为不可复制的图景。我明显感到，从大学并轨起，乡村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多改变，不但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和谐，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在熟人社会的乡村，也日益变得冷漠。
更让人担忧的是，对家长而言，送孩子念书，不再是他们最强烈的愿望。在我念初中时，每年暑假都有很多家长来找爸爸，或者让他帮忙加强对在校孩子的管教，或者让他出主意、是选择让孩子念中专还是高中，也有的因为孩子复读、向他寻求资助。尽管当时的经济条件和今天比较起来，要艰难很多，但如果孩子愿意读书，很少有家长因为经济原因让他们放弃入学。但现在，这种来自家长对教育的热情已经彻底消失，成绩足够好、家长也重视的学生，早已想办法转入县城或者其他更好的中学，更多的家长对孩子的念书放任自流，“反正是打工”已成为他们对孩子命运的基本判断。
村庄标语
在凤形村，我目睹童年记忆中的贤良女人，端坐在麻将桌边，任由留守家中的孙子被电视、手机占领，不闻不问。没有外出打工的年轻媳妇，面对咿咿呀呀、渴望陪伴的幼小孩子，更多的是随手从赌资中拿出一些钱，叫他们自己去玩。并轨以后考上大学的孩子，已经享受不到 80 年代的荣耀，更多时候，考上一所中不熘秋的学校，意味着一笔前景不明、让人心神不宁的交易。
在应试教育的竞争中，考上重点大学的可能性已越来越低。农村的师资也让人担忧，随着父亲这个年龄段的教师退休，更多的年轻老师被条件优越的地方吸走。师生关系和以前比较起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教育的信念坍塌，及时行乐、得过且过便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自 1998 年弟弟大学毕业后，在整个黄氏家族随后出生的二十多个孩子中，竟然没有一人完整地读过高中。我前面提到的龙龙，也因为三哥的伤残草草中断了高中学业，家族中唯一的一个高中生就这样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对长大的孩子而言，可行的出路，无一例外，就是外出打工，我的堂弟炎培、职培就是典型。
他们长到二十岁左右，家长就开始张罗谈婚论嫁的事，女孩子早早出嫁，男孩子也早早结婚。父母从来没有想到，时代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尽管在社会的剧变中，没有念书的孩子，有些也找到了别的门路，但他们还是感叹，“幸亏你们出生早了几年，要到现在，我们怎么也没办法供你们几姊妹读书”。
实际上，以父亲几十年见证家乡教育的经历看，让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激发他们对读书的向往，这种精神动力在乡村所承担的使命，不仅仅是给农村的孩子提供上升通道，同时还承载了一种健康、恒定的价值观，“我印象中，社会风气的变坏，就是从大学并轨不久之后开始的”。
父亲的这种判断，更多来自一种对时间节点的敏感，不存在对某种表象因果关系的确认，但大学的并轨和 90 年代乡村人口的频繁流动，确实存在事实上的共振。随着留守儿童的出现，辍学率随之升高，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农村孩子进城打工的热潮中，“买码”、赌博、吸毒、传销随之登陆家乡的土地，与乡村教育的衰微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如何摆脱这些蓬勃的邪恶力量，成为很多朴实、良善的父老乡亲的梦想。
我后来才意识到，作为 7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中国乡村，我们几乎赶上了教育资源相对公平的末班车。和 80 年代家乡对教育的向往、尊重形成对比，进入 90 年代，随着乡村外出人员的增加、留守儿童变成常态，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已被严重堵塞。
2009 年，父亲六十岁，正式退休，从 1968 年算起，父亲留守家乡的土地整整四十一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个在 80 年代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敢和领导拍桌子的中学校长，一个终身以带出好学生自豪的老师，因为性格过于耿直，最后却在学校的岗位聘任改革中，沦落为一个拥有中学一级教师职称的锅炉房烧水工。在变化的时代幻影中，父亲也许感觉到了很多不适应，当个体的力量无法和大的潮流抗争时，自处边缘、保持沉默，便成了他最后的姿势。乡村教育被掏空，父亲的命运是生动的隐喻。
我知道，随着父亲一代的凋零，乡村教育复苏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