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阶层固化的趋势引发了人们对当前社会流动机制的普遍担忧和不满。大量实证研究已经揭示，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有显著影响。但一些底层农家子弟在缺乏良好家庭背景的情况下同样获得了高学业成就，表明教育依然是底层子弟实现阶层跨越的有效路径。
本文以阶层旅行为核心分析概念，以自我民族志为叙述方式和研究方法，重点围绕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境遇，探讨了目标导向、教育期望、成就动机、职业抱负以及知识的无力感等内在的心理因素和情感结构对阶层旅行的影响，以及高学业成就的获得过程究竟是如何促进阶层跨越式的流动。囿于学识和经历，文章对底层子弟阶层流动状况和自我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反思还不够深刻。
阶层旅行者；自我民族志；社会流动；阶层固化；底层子弟
一、底层子弟的阶层旅行何以可能
有关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流动还是固化的讨论，近些年来已经从学术争鸣蔓延到街头巷尾，成为一个能够产生强烈社会反响的公共话题。“阶层固化”虽然是一种“老调”，但每弹一次总能在网络上引发各个阶层尤其是底层群体的集体焦虑。
尽管有学者认为，“阶层固化”并非是一个经过反复论证产生的严格的学术概念，而可能是一种被舆论放大的风险，但是，我们却不能忽略这一风险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对阶层固化感到集体焦虑的背后，是人们对当前社会向上流动机制的普遍担忧和不满。
按照现代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假设，在现代化程度越高的社会中，阶层流动的开放性就越强，人们通过自身后天努力获得地位晋升的可能性越大。而如果在一个看似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们的阶层流动依然主要取决于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那么这可以称得上是这个社会中最突出的不平等。
中国正在逐步迈向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有着非常广阔的社会流动空间和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中国社会在当前也面临着阶层流动机会不平等的侵蚀。网络上弥漫着各种“拼爹”“富二代”“官二代”和“读书无用论”等论调，个人努力拼搏的梦想很容易被现实击得粉碎，什么样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源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中，“寒门能否出贵子”成为一个备受现代社会拷问的问题。“寒门”即意味着贫寒的家庭出身，而家庭出身反映的正是一个人一出生就面临的无法轻易改变的、结构化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背景。家庭背景一般包括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这些资本通常又是通过父母亲职业地位、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成分和家族社会网络等变量来测量。
不同于社会中上阶层，农村底层家庭在这些资本存量上的匮乏，使底层子弟向上阶层流动之路显得更为艰辛。所幸的是，虽然艰辛困苦，但底层子弟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并非毫无出路，教育作为实现代际社会流动的一条重要渠道，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就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而言，中国社会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层固化的可能。通过教育而获得自我提升的社会流动空间是一直敞开的”，每年仍然有不少的农村底层家庭的子弟通过教育上的高学业成就而改变自身和家庭的命运。实证研究也发现，我国代际间的总流动率在过去40年是持续上升的。
那么，对于那些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农家子弟来说，他们是如何突破家庭背景的局限，最终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的呢？借鉴国内外的一些学术研究，本文将那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人称为“阶层旅行者”。
阶层旅行这个概念，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它将阶层地位的流动过程视为一场旅行，这不仅意味着一个“个体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跃升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是一场漫长的教育与文化之旅”，而且还蕴含着个体在阶层旅行中所经历的不同境遇和情感体验，这些是考察阶层流动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往关于代际阶层流动的考察，一般是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的量化统计分析，其意义和贡献自然不可忽略。不过，恰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数字既是雄辩的，有时也是苍白的”，数据背后遮蔽了很多社会事实，忽略了对问题的结构情境和历史背景的研究。
阶层旅行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内，将个体复杂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故事完整地呈现出来。尤其农村出身的底层子弟，其情感结构具有随时空发生转换的情境性，数据很难捕捉其内在的情感体验，只有局内人才能知晓其在阶层流动过程中的境遇与体验。
此外，阶层旅行不同于阶层流动的地方在于，它把代际社会流动看作是一个未竟的过程，而不是某个时间节点上的固定状态或一帆风顺、直线式的上升，人们在阶层旅行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情境中，会有不同的主观阶层认同，甚至阶层流动也有不同的起落。
从这一点来说，阶层旅行是一个更适合用来描述通过漫长的教育过程而实现阶层跨越的高学业成就者的分析性概念。因此，本文尝试通过自我民族志的方式，来探讨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个体从“草根”走进“象牙塔”的心路历程，以更丰富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故事来弥补宏大叙述的缺失。
二、自我民族志的探索
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来完成本项研究，是一场学术冒险之旅。在自我的书写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容易被人误解为是“草根逆袭”的履历展示，尽管研究者本人根本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
更大的风险还在于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自我民族志本身仍然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一些批评者指出，自我民族志过于自恋和自我放纵，把自我当作唯一资料来源，因而在叙事的真实性和研究的信度与效度上都遭遇很多质疑，甚至它也很难用传统的评价标准来判断该项研究的质量。
好在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让研究者有了较为充足的信心来进行一番自我民族志的探索：
一是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下，自我民族志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修辞结构和方法，成为一种有别于传统民族志的新兴的质性研究方法，并且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学、新闻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工作、护理研究、传播研究、小说研究、沟通研究、表演研究等领域。
二是在“个人的就是社会的”或“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理念号召之下，每一个个体都被视为有独特的价值，个体的经历或遭遇也被看作是社会结构和政治运作的结果，因而对个人亲身经历的批判性反思也具有了学术研究上的必要性。
三是“人类学的个体转向”也促使人类学聚焦于个体，即观察和书写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这有助于人类学从中观群体的民族志陷阱中走出来，回归联通个人与人类两端的人类学整体。这对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阶层流动也有着很大的启发，即我们除了从宏观或中观层面来了解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代际社会流动总量之外，还要深入地去理解作为鲜活的“个人”在阶层流动中的境遇和体验。
个人的亲身经历既深嵌于社会结构变迁之中，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变迁最真实的表征，“聚焦于个体”能够让我们透过宏大叙事而观测到微观个体在阶层旅行中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作为一种探讨研究者自我生活经验的自传式个人叙事，自我民族志的写作传统允许研究者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因此，接下来文中出现的“我”，既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也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我”。这里“我”的叙事，既不是故意对读者的冒犯，也不是对叙事客观性的回避，而是包含了研究者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性反思。
我相信只有我自己才能写出最真实的“我”的故事，而且我自己的故事就是无数同我一样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旅行者们的一个缩影。
我是一个出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底层农家子弟，在我的阶层旅行轨迹中，曾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之间，既有农村生活、读书与工作的经历，也有在大、中、小城市求学、生活与工作的切身体会，而从高中到大学，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从博士后研究经历再到海外访学经历，还有从农村中学历史老师到大学“双肩挑”教授的职业身份转变，更让我尝遍了“高学业成就”背后的辛酸与喜悦。
但直到现在，我绝大多数的亲人仍然生活在并不富裕的山区农村，我与生我养我的农村老家仍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系。从这些方面来看，“我”的阶层流动经历和情感体验在本研究中也就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当然，自我民族志并不仅仅是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是带有学术追求的自我叙事和自我重构，重视对读者的召唤与交流，它力图“通过自我叙事，来开放邀请，鼓励读者来思考、对话那些影响和框定人们日常生活与生命事件的文化模式与社会结构，并通过对话来展示人们如何可能逾越这些限制人行动与日常生活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再加上我的专业背景，这里的自我民族志更多的是一份对自己教育经历的社会学内省和对当下阶层流动状况的反思。
三、家庭的突围：底层农家子弟的境遇与转折
家庭是创建在血缘和姻亲关系的基础上，由特定的亲属成员共同组成的生活和利益共同体，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渗透着情感和传统的基本制度。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一方面，家庭是一个慰藉、安适、爱和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而另一方面，家庭也可能是“一个剥削、孤寂和极度不平等的渊薮”。
也就是说，家庭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分层和区隔机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所能获得的资源和机会，塑造着我们的命运，成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最重要场域。如在教育机会获得、代际阶层流动、职业获得与收入不平等等许多实证研究中，家庭出身始终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甚至有学者直指“家庭是社会不平等的罪魁祸首”，或者说，“家庭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
1. “农家”孩子：一种阶层烙印
对农家底层子弟来说，家庭作为不平等的机制是我们在人生初始阶段无法摆脱的枷锁，“农村”的家庭背景始终是我们在阶层旅行过程中要背负的行囊。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家庭背景包含着家庭出身的城乡差异。出身于农村家庭，尤其是偏僻的山区农村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决定了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教育资源、接受什么质量的基础教育，这也注定了我们所习得的文化资本与城市里的孩子有着天壤之别，它成为塑造我们阶层身份的第一个标签，即我们是“农家的孩子”。
我的老家虽然是东南沿海的山区农村，但在20世纪80～90年代，并没有给我的童年求学留下多少现代化的印记。我就读的小学在当地历史上还是很有名气的一座书院。在我读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教学楼出现危房，我们没有教室可用，不得不搬到附近租借的幽暗的、拥挤的民房中去上课。
那时一放学，我便和同伴们撒欢似的往山上跑，玩得昏天地暗，课业则基本上抛诸脑后了，不可能有机会像今天的小学生们一样去上各种辅导班或兴趣班。
我们的启蒙老师，基本上都是民办教师，上课的时候普通话掺杂着本地话。这种语言环境带来的后果是，到现在我依然无法区分卷舌和平舌、前鼻音和后鼻音，只要我一开口说话，就无法掩藏那一口浓郁的乡土口音，蹩脚的普通话暴露了我的阶层出身。
在后来我自己当大学老师时，只要看到学生皱眉，我就猜测他们可能是听不懂我说的普通话，我只能尴尬地自嘲，“不好意思啊，我来自南方的偏远山区，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拼音没学好”。
是的，我出生在福建仙游、莆田和永泰三地交界的一个被群山和丘陵环绕着的农村。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成语就是“开门见山”，因为用它来形容我的生活环境再形象不过了。从我家里到村里学校，要经过弯曲山路和田间小道，步行半个小时左右。
自小学五年级开始，我便在学校寄宿，通常是周末回家带上一周的米和菜，每周生活费2～5元;从村里到镇上，要颠簸半个小时以上的车程，有时候等候公共汽车还要花去半天时间；从镇上再到县城，要坐上一个半小时以上的车程，绕过山路十八弯的“何岭”，才能算是“下山进城”。
县城很小，但当时对我来说，无异于一个繁华的大世界了。在县城读高中时，经常有同学嘲笑我们几个从“山上”下来读书的人为“山顶人”——就像当年来自法国西南偏远外省的布迪厄被巴黎的同辈人看作是“乡下人”一样，“山顶人”这种略带轻蔑的称呼，让我感到很不自在。走出大山，是我从小的一个理想。
2. 走出大山：“理想”与“懂事”
到县城读高中是我阶层旅行的第一个转折点。假如没有读高中，我可能像很多我的少年同伴一样，初中就辍学打工或者去读职业学校了，或者一辈子就在深山老林里面养猪放羊、砍柴种地，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一样。
坦白说，在老家念初中时我的学业成绩很一般，根本没有人料到我后来会去读博士。记得当时，我有个邻居初中毕业后去厦门打工，不仅带回了当时很稀奇的磁带录音机，经常在门口播放着流行音乐，而且还带了一个女朋友回家过年，羡杀很多同龄人。那时我还较小，我曾很骄傲地跟家人说，“长大后我也要到厦门去打工赚钱”。
尽管这一想法后来一直被家人骂没出息，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理想”，是因为当时已深切感受到读书给父母带来的经济负担，所以想早点赚钱养家，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
我读初二的时候，姐姐在隔壁县城读高中，当时父母在老家种植香菇，虽然有一定的收入来源，但要供两个孩子读书，家庭经济依然是非常拮据乃至入不敷出。
至今仍让我难以磨灭的一个记忆是，有一个学期的开学前，家里没钱给我缴纳学杂费，母亲领着我来到一个亲戚家里借钱，我蹲在门口用一种迷茫的眼神看着母亲和亲戚交谈，贫穷带来的羞耻感给我年少的心灵沉重一击，我心里从此暗暗埋下了一颗“将来一定要有出息”的种子。
而要有出息，就必须闯出大山。山里人“靠山吃山”，我对大山虽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但走出大山的渴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到了县城读高中之后，人一下子仿佛变得“懂事”多了，不仅学业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家庭责任感也开始与日俱增，寒暑假在家里总是不停地帮家里干农活，包括到山里砍毛竹和木头出去卖钱以补贴家用。所谓“懂事”，有学者认为是社会底层家庭常见的教育期待，也是孩子们的一种自然应对，包括爱、理解、疼惜、自立和回馈等多重意涵。
在我看来，“懂事”还包含着一种“阶层自觉”的内涵，它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的自身家庭的局限性，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因而能够感受和体谅父母的艰辛和不易，不会再像小孩子一样向父母吵闹和索要钱物。
比如说，我知道我的家庭经济能力有限，所以我不会跟城里的同学进行消费攀比；我知道城里的同学经常参加补习班和兴趣班，而我没有机会，只能自己拼命学习，高中三年我的学习成绩基本上都是名列班级前茅；城里的同学每天放学了都回家吃饭睡觉，但我只能吃食堂、住集体宿舍，因为营养和宿舍环境的问题，我在高二时神经衰弱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从不敢向父母诉说。
因此，与其说“懂事”是家庭的教育期待，不如说是一种阶层意识和思维方式的社会化过程，它抚平了我在青春期的烦躁与叛逆，在让我能够坦然面对生活窘境的同时，也孕育着抗拒和超越的力量，“改变命运”成为下一阶段阶层旅行的关键词。
3. 难以改变的命运：考大学与当老师
如果说“懂事”描述的是一种驯服和自觉的少年心态，那么“改变命运”则是人生进入青年时期那种满怀激情的行动目标。我深切地意识到，在高中阶段，除了学习成绩好一点，跟我的城里同学相比，我没有任何优越感。当时填报考志愿时，我信誓旦旦跟家里人说，非重点高校我不去读。
然而，造化弄人，高考我却考砸了。原来最喜欢和学得最好的历史科目，在高考最后一天的下午，我居然在考场里睡着了。虽然数学考了全县第三名，但综合分还差几分才到本科线。那是1998年，高校还没扩招。我本来想着一定要去复读一年，圆一个重点大学梦，而考虑到家庭的经济条件之后，最终还是去福建师大福清分校上了师范专科，毕业了就能包分配工作。
尽管我很不情愿，但对父母来说，只要考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荣光，尤其是我和我的姐姐都在同一所大学，这在我们村里还是仅有的。我记得我爷爷当时很激动地带我去办理户口迁移和粮食关系的手续。的确，户口迁移在那时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我从此跳出了农门，应该说就是命运改变的开始，这也是我阶层旅行中的第二个转折点。
在“阶层固化”上，城乡差异所造成的分野可能比家庭背景更为突出，我和城里同学的工资、福利和工作环境的差距都显著地表现出来。记得我第一天到中学报到的时候，我们同时进来的七八位新教师的宿舍被安排在马路边同一间两个篮球场大的破旧厂房里，隔壁住的就是工人们。
那种失落的心情旁人无法体会，我真的为此偷偷掉过眼泪，感慨命运捉弄，我拼命要跳出的农村，却又把我生生地拽了回来。在当时的农村，“中学老师”美其名曰体制内的工作，但在身边的亲戚和群众看来，其实并不是一份有多体面的职业，收入低，自己花都不够，更不用说接济家里，还没有房子，娶媳妇都很难。即使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我也没能改变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我的阶层旅行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4. 希望所在：高学业成就的获取
在一个文凭贬值的时代，大专毕业根本就算不上高学历。我也曾付出极大心血参加过本科自学考试，但在很多人心中一样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学历，甚至在现在的精英学术圈中，这是一种比农村出身更容易被鄙夷的学历出身，因而不能寄希望于它来改变阶层地位。
假如接受命运的安排，我也可能在中学安安稳稳地度过平凡的一生。实话说，回忆起在中学当老师的两年时光，应该也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没有工作压力，每天傍晚，我和阿苗——一个非常要好的同事，就骑着摩托车，把学校周边的山路都转了个遍。那里虽然经济不发达，风景却非常优美。
但没有奔头的工作环境，留不住我的心，更何况每一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渴望，我始终还是想要走出大山。当时，我们有一些同事，通过一些方法，调动到县城的中学去。而以我的家境背景，既没有关系网络，也没有经济资本，工作根本调不动。
给我最大的触动是，一个同事考上研究生后调走了。对出身底层家庭的我来说，似乎也只有靠自身努力去考研，才是走出大山的捷径。当然，我也慢慢发现，以我的个性和兴趣，也是比较适合读书做研究的。从那以后，我勤奋和专注的程度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由于担心在宿舍被吵，我找了学生食堂旁边一个废旧的柴火房，把自己关在里面，没日没夜地复习考研。
2003年春，“非典”肆虐，我被通知不用去福州参加考研面试的环节，而后顺利考上了福建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这应该是我阶层旅行中最具决定性的一个转折点，它在我山穷水尽之时，打通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出路。
一开始，由于生活的窘迫，我也在外面兼职授课，月收入比当农村中学老师多了几倍，经济上的压力慢慢得到了纾解，终于可以不用依赖父母养活。不过，我并没有迷恋于兼职赚钱。如果说人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那么我读硕士研究生的三年就是这样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以前我喜欢读闲书和文学历史作品，但这时我已然深深爱上了社会学这个专业，迷恋于阅读一些学术著作，开始尝试给报社写评论，也开始写专业学术论文。有几篇论文侥幸发表在了《青年研究》和《中国青年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尽管这些文章现在看起来很幼稚，但对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激励。
从此以后，我真正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开始坚信自己是块“读书的料”，我的学术生涯也从这时启航。起点虽然不高，但我乐此不疲地读书写作，我相信“天道酬勤”，也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后，考博顺其自然成为一个目标。很幸运的是，我顺利考上了中山大学的博士，在阶层旅行中又经历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凡有读博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更加是一番磨砺心智的艰苦岁月。如果说读硕士研究生让我学会了专业化的思考，那么读博之后，才让我真正有信心开始攀登学术之梯，将学术研究作为人生的志趣。
我理解的“高学业成就”，正是这样一种有过较为严苛学术训练的经历，而非只是以文凭为象征的制度化文化资本。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意识到了阶层旅行并非仅仅是通过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的累积而实现向上流动，也可以是通过文化资本上的积淀让其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和文化上的超脱。至此，我对阶层旅行有了更多的期待，就像户外旅行一样，我在意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回到“象牙塔”：中产的生活与境遇
当时我以为考上了研究生，未来就会有无数个更好的选择，但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之后，最终还是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学校当老师，这就是宿命吧。不过，比起中学老师，在“象牙塔”中当一个大学老师，既能教书育人又能按自己的兴趣做学术研究，更符合我的职业期待。
只是，人才市场的竞争是非常现实和残酷的，尤其是在近10多年的高校中，并不是拿了个国内名校的博士学位之后就能找个好工作。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海龟”比“土鳖”更有优势，像我这样没有显赫教育履历和海外经历的本土博士，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都有较大的缺陷，很难进入精英大学。
进入而立之年的我，最后选择在一所位于中等城市的省属重点高校安了家，生了娃，买了车，分了房，评上了职称，生活日趋安稳起来。按照社会学对职业阶层的定义，一个大学老师，应当属于城市中产行列了。而表面光鲜的背后，实际上却隐藏着一颗疲惫的心，“青椒”们所经历的焦虑和困惑我也都经历过，教学、科研和行政上的一些压力令我疲惫不堪。
母亲常常怜惜地问我，你们大学老师怎么比我们农民干活都累?事实上，“象牙塔”里面的生活并非想象中的自由、纯净和轻松。副教授分三级，教授分四级，只要你不甘心当一个末流的学者，那么学术之路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攀爬阶梯。
为了弥补自己在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上的缺陷，我先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访学一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机缘巧合，我也曾有机会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借调工作半年。这些经历，并不意味着阶层位置的变化，但它们让我在阶层旅行上有了更多的收获和体验。
就像斯宾格勒所说的，“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我不愿做一个被命运拖着走的人，因此在每一个人生路口，我总觉得需要不断朝前走，才会发现更美的风光。用社会客观标准来评判的话，我的确通过学业成就实现了阶层地位的跨越，从一个“草根”成长为一个专业知识分子，获得了一份有尊严的职业，使家庭经济生活等方面摆脱了窘境，过上了比较安稳的中产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对现状的沾沾自喜或自满，我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个案所彰显的社会学意义：对一个底层农家子弟来说，教育依然是实现阶层流动的一个重要机制，通过自身努力，还是有机会一步步突破家庭的局限性，来获取高学业成就，进而改变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虽然我的个案不具备代表性的意义，但我和许多农村80后青年有着类似的生活境遇和教育经历，我鲜活的生命故事应该可以唤起一些人的情感共鸣。
四、“出人头地”：底层农家子弟的激情与体验
影响人们阶层流动的因素除了家庭背景之外，还有一些外在的社会因素和内在的心理因素。“威斯康星模型”就是在“布劳-邓肯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智力”“学业成绩”“重要他人”以及“职业抱负水平”和“教育抱负水平”等变量，使模型的解释力更强。
其中，“重要他人”就是一种家庭之外的社会因素，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人命中出现的“贵人”。他们常常在一个人的阶层旅行中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这种力量既包括精神上的鼓励和感召，也包括言行中的垂范和指导，甚至包括物质上的帮助和外在资源的链接。
我很庆幸，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能遇到一些“重要他人”，如硕导、博导、博士后导师和海外访学的合作导师，他们没有嫌弃我的愚钝和出身，他们的提携、教诲和引导让我弥补并积淀了家庭所不能给予的文化资本和人生经验。
当然，“重要他人”还包括一些在重要时刻提供帮助的亲戚、同学、师友和学界同仁，不过，为了避免把自我民族志写成论文后记或致谢，我打算把这份感激放在心里，接下来重点从个体的角度讨论人生目标、教育期望、成就动机、职业抱负以及知识的无力感等内在的心理因素和情感结构对阶层旅行的影响。
其实，“重要他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都转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激励作用，提升了我们的抱负水平，成为我们激情和梦想的一部分。
1. 目标导向性：“出人头地”的渴望
王宁在探讨低阶层家庭子女是否还有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一问题中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阶层能动性是阶层文化的体现，低阶层子女也具有阶层能动性，他们可以通过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充分利用公共资源等外生资源，以克服阶层背景的物质资源劣势，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这种能动性发挥的根源之一，在于他们的行动具有了更远大的目标导向性。
回想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可以不用掩饰的独白是，在我内心确实充满了一股顽强的“拼劲”，直接奔向想要“出人头地”的目标导向，也就是一种从心底想要挣脱底层困境而获得体面、尊严生活的渴望。小时候，奶奶经常跟我说，“实心打石石成花，实心读书早做官”，但我从不奢望升官发财，我想要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别人的尊重，让别人不敢瞧不起、不敢欺负。
这一目标也是从家庭背景中孕育出来的。小时候家里很穷，不过，因为有个勤劳能干的母亲，我和姐姐也不至于缺衣少食，只是没法像家境殷实的同伴那样无忧无虑，有时候相比较起来，难免会落得自卑。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幼年失怙，母亲幼年失恃，在村庄生活中遭遇到的苦难和受人欺负的往事让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记忆中，在无数个田间地头或桌前灶下，我泪眼迷蒙地听母亲一遍遍地讲述家庭的历史，就像我那个时候学的中国近代史一样，常常让我感到屈辱。没有受过家庭“屈辱史”熏陶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出人头地”的渴望为什么会这么强烈地埋藏在我心中。
对我来说，母亲就是我最早的励志榜样，母亲讲述的家庭故事就是我最早的启蒙文学，她让我将“出人头地”“活成人样”的目标转化成我阶层旅行中最强劲的驱动力，持续地激发了我的阶层能动性。
因此，底层子弟也并不是全然没有文化资本，只是它不同于中上层的文化资本。有学者归纳了底层所具有的独特形态的文化资本，包括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并认为底层子女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关键不在于获得了中上阶层的文化资本，而恰恰是充分利用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的结果。
的确如此，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非常具有感染力，对底层子弟的目标、道德的形塑作用非常强大。小时候我很喜欢看莆仙戏，尤其是莆仙戏传统剧目《状元与乞丐》。这部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它的精华就在于它向底层社会宣扬这样的一种价值理念：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哪怕你被断定为“乞丐命”，也可以通过考取功名来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用社会学的话来说，就是“人并非环境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命运的积极行动者”。随着年龄稍长，我越发理解剧中“文龙”发愤苦读的内心世界，其母柳氏在兄嫂欺凌、丈夫远去他乡的困境中，依然含辛茹苦地教养他的过程，让他更加渴望出人头地、改变现状。他最终考上了状元，可以为母亲出人头地。但我的高考考砸了，没有“状元命”，不过在我的青春岁月里最凝重的四个字依然是“出人头地”。
然而，目标导向是有情境性的，小时候的我还没想明白，怎样才能做到“出人头地”，我也没有能力做到很早就把目标导向清晰地规划出来并付诸实施。有时候想着“长大后到厦门打工赚钱”；有时候也想着离家出走去少林寺学武功，让人不敢欺负；更多的时候，还是被“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哇，好新鲜哪”的传统故事所牵引。
这种心态，是一种迷茫、倔强而又朴素的底层心态。我渐渐明白，身处底层，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包括读书而且读很多的书，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2. 期望、成就与抱负
目标导向性不单是个体的一种行动目标，而且也是父母的一种教育期望。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教育期望与家庭背景有关，父母教育程度较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低的底层父母对子女就没有高的教育期望。恰恰相反，“底层家庭的父母们容易对其子女报有高期待，并自觉不自觉地向子女传递了这种期待”。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他们虽然目不识丁，天天早出晚归忙着农活，几乎没有时间过问我和姐姐的学习情况，既不像精英阶层父母为子女确立一种明确的人生目标及规划路线，也不像现在父母把孩子的作业盯得那么紧，但内心里他们比任何人都渴望我们姐弟成材，我们就是他们下半辈子的希望。其实这也是农村父母们普遍的“望子成龙”心态。
在他们的教育期望中，包含着一种不用刻意言明的爱和期盼，以及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打骂式教育。我小时候很淘气，没少挨过母亲的打骂，不过，“打”一堑，长一智，打在手掌心的鞭子都变成了我的求学动力。记得中学写作文时，最常用到的一个句子是“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当然，父母也不是只有打骂，母亲就常常在别人面前夸我“懂道理”“能吃苦”，夸我干活麻利，每次派我到别人家干活的时候，说我“一个小孩可以顶一个成人的劳力”。随着慢慢长大“懂事”，父母的这种期望和鼓励都潜移默化到我的内心中，转化为我阶层旅行中的成就动机。
我的成就动机原本不算高，就是单纯地想要“出人头地”，但是当我发现大学毕业并不能改变我和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时，我给自己立下了更高的追求目标，先是考研，然后是考博，毕业工作后又继续去做博士后研究，不断地挑战自己、超越自己，因此成就动机也不能算低。
从心理学上讲，一个人的成就动机越高，抱负水平就越高。而抱负水平越高，职业志向越远大，也就越希望在职业上取得成功。这一点，已经超越了心理学的意义，对像我这样的底层农家子弟来说，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首先，职业抱负或志向越远大，越可以避开底层再生产的复制模式。底层的生活环境很容易让人随波逐流，乃至自甘堕落和“破罐子破摔”，要实现阶层跨越式的流动，需要个体强大的心理支撑，包括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否则在贫穷现实的残酷打击下，很容易自暴自弃，永远沉没在底层之中。
其次，职业抱负或志向越远大，越有利于摆脱底层思维模式。正如贫困文化容易导致贫困维续一样，底层思维模式也容易导致故步自封，而远大的职业抱负能够打开一个人的视野，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理解问题，用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格局”更大。
工作10年来，因资质有限，我的职业抱负水平不敢自诩有多么远大，但是扪心自问，还是有较为强烈的事业追求和专业认同，也曾有过满腔的热情，想要“兼济天下”，常常也在思索着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
我很清楚一个基本的社会学常识，即职业是考察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要想在阶层旅行中走得更远，就需要有更强的成就动机和更大的职业抱负，而且走着走着，就会深切感受到，具有公共情怀的职业抱负，而不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是一个比个人向上阶层流动更有意义的使命。
3. 超越知识的无力感
有了这些体会之后，我才能够理解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描述的明朝思想家李贽为什么晚年不愿返乡的心情，因为“他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能仅止于他的家庭......还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乡土社会的情感联结犹如一张大网，成为我一生的羁绊，纵然已不在农村工作与生活，也无法选择逃离，这种不在场的“在场”，让我更加感到无力，也给我自以为豪的“出人头地”当头一棒。
“知识无力感”是我们“乡愁”的一部分。不过，抒发“乡愁”很容易，真正去反思和改变“知识无力感”却很难。在“返乡体”网络爆红之后，也有不少人批判其偏颇和片面之处，认为“返乡体”写作，“其实就是城市知识阶层关怀天下的优点和不接地气的毛病在当下的综合体现”。
在我看来，“知识无力感”这个问题已经从一种个人困扰上升到城乡矛盾、收入差距和阶层固化等公共议题的争鸣之中，我们更需要做的是，超越个体的局限性，而不是以一种“高学业成就者”的姿势来审视农村家乡的弊病。很多问题确实是我们改变不了的，这无须埋怨知识本身。在阶层旅行中，知识依然是打通艰难险阻的最重要武器，也是沟通乡村和城市的心灵桥梁。
回到个体层面，让知识更有力量的办法是在阶层旅行中走得更远、站得更高，如此才能更有力量地反哺家乡。
五、结论与讨论
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联性已经得到很多经验研究的证实。大多数的理论假设是，良好的家庭背景有助于教育资源和机会的获得。但是，底层农家子弟的高学业成就已经挑战了这一假设，即底层子弟在没有良好家庭背景的情况下同样获得了高学业成就，教育依然是底层子弟实现阶层跨越的有效路径。
一项针对中美两国教授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发现，不管是在现代化发展程度高的美国还是在现代化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中国，大学教授的职业流动打破了大部分“地位获取”模型中家庭背景具有明显影响的魔咒，表明学术职业是突破社会流动中家庭背景局限性的一条通道。
我很愿意看到这样的结论，它展示了一种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即大学教授是完全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和勤奋的自致性因素获得职称、收入和科研成果等方面的提升，至少我个人的经历是如此。
但是，我不能同意的是，该研究结果断然宣称“教授的社会流动并无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生家庭的影响甚至可能持续一生，因而几乎没有人可以逃避家庭背景的影响，只是家庭背景产生影响的时间和机制对每个人来说不一样。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量化研究的局限性时指出，它不能够从更漫长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体验中去理解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和阶层流动的影响。当一个人已经是个教授的时候，他的社会流动的确更多的是取决于他个人因素，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心性品质、成就动机和抱负水平等影响社会流动的心理因素都深受家庭背景的影响。
家庭背景的影响除了那些可以量化的指标之外，还有很多底层特有的、不可量化的、无形的文化资本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产生影响。就像“物或损之而益”的道理一样，苦难也是一笔财富，“寒门”家境在很大程度上磨砺和激发了他们的成就动机和抱负水平，成为他们漫长阶层旅行中的持久动力。
在中国家庭文化中，农村父母对子女的影响还以很多种方式存在。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成为“老漂族”的父母，一年大半的时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帮助我们带孩子、洗衣、买菜、做饭等，为我们的职业晋升提供了大量无偿的后勤服务，可以说是我们阶层旅途中最有力的支持者，这是家庭支持促进社会流动的积极体现，但经常被人们忽略了。
我的阶层旅行虽然只是个案，但多维度、长时间段的生命历程分析却有助于进一步思考家庭背景究竟如何作用于教育获得，以及高学业成就如何促进阶层跨越式的旅行。
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历程而成长起来的80后，我的阶层旅行轨迹跟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从底层农家走出来的知识青年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我生命中偶尔激起的一些浪花，让我有了更多的体验。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尽管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也吃了一些苦头，但这跟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们所经历的种种人生苦难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没有经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年代，也没有经历饿莩载道的饥荒岁月，历史给我们这一代人的阶层旅行创造了更好的机遇。
但是，本文以自我民族志的方式，论述底层子弟依然可以通过教育获得高学业成就而实现阶层跨越式流动，并不意味着现在底层子弟向上流动只有读书考大学这一通道，也不意味着所有底层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道就完全畅通。
实际上，在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对“成功”的定义越来越多。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最近10多年来，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有所下降，代际流动的机会减少，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和封闭。也就是说，还有很多人在阶层旅行的道路上被卡住了。我们可能是幸运的，但决不能忽略的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底层子弟依然在困境中挣扎。
近一二十年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0后和00后农村底层青年的人生境遇跟80后又有很大的差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阶层固化”的内涵和风险，特别是需要保障教育的公平性，为底层子弟创造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底层子弟的命运就是国家未来的命运，让底层子弟看得见上升的希望，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希望。
自我民族志作为一种自传式的书写方式，还有很长的故事可以继续诉说，我的阶层旅行也远未结束，但到这里，可以先暂告一段落了，毕竟它不是为自己立传。对研究者来说，它是一个冒着学术风险的自我解剖式的揭发过程，它穿梭于理论思考与个体生命历程的审视之间，而不是在兜售成功学的心灵鸡汤。
我不知道我从“草根”走向“象牙塔”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唤起读者的共鸣，但在书写的过程中，却一次又一次激荡了我的内心世界。这是一种主观化的表达，包含了“我”作为一个被研究者的情感体验和作为一个研究者的专业反省与批判思考。
遗憾的是，囿于学识和经历，这种反思和批判可能还不够深刻。按照现有的学术标准，读者有理由质疑其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我既然敢于“自我揭发”，就不会刻意隐瞒我在阶层旅行中的境遇与体验。我相信，再主观化的表达，一旦公之于众，就是一种客观化的文本了，留给学术界的就是一个可供分析的样本。我不介意任何的诘问与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