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中国与世界、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我们的生活都为大问题所左右，于愕然之中，知识分子声音的消失或者湮没于嘈杂，更增添困惑与茫然。或者，此时可能是拐点将现。而在任何时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见识者更是指引我们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们“2018 年度图书推荐”希望尽可能多元化地介绍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书。
依照旧例，我们视野所及的书，采编人员都已经读过，并以真诚态度介绍给读者。
教育的最大神话之一就是促进社会平等。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一书中揭示出的真相是，教育并没有促进社会平等，社会阶级并没有因为教育而改变多少。影响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最重要的是父母的教育水平，是出身阶层。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里，通过跟踪研究包括不同种族和阶级背景的孩子，发现很少有人可以成功实现阶层“逆袭”。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人通过教育实现逆袭的情况不太一样，虽然现在有“阶层固化”之说，但是智商不错又努力的孩子还是有一定的“教育改变命运”的“逆袭”机会的。美国的情况可能是因为社会的平稳时间已久，阶层间壁垒较强。
所以柯林斯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总的来说，父母社会阶级和孩子所受教育之间的相关性从上世纪 30 年代至今都没有改变。虽然这些年来，接受高中、大学和职校教育的孩子的比例已大大增长，但社会的阶层分化并没有改变。认为普及教育就能促进社会平等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柯林斯的《文凭社会》一书中文译本的出版，再次掀起人们对教育在社会平等和流动中的作用的讨论。十几年前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念博士的时候第一次接触这本书，就为其对教育神话的种种祛魅所吸引，还写了一篇《文凭社会：高校扩张与文凭贬值及其他》。该书英文版最早出版于 1979 年，那是中国的高考刚刚恢复，改革开放才起步的阶段，而彼时美国就已经出现了“文凭社会”，像货币“通货膨胀”一样，文凭也出现了“通货膨胀”。
而时隔 40 年之后，这本书揭示的教育神话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高中文凭在工作市场上基本上没有用了，仅仅在升入高一级学校中发挥作用。原来的经理人大学毕业就可以了，现在则需要有 MBA 学位了。文凭泛滥，也更不值钱了，同样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获得的回报在降低。
在过去的 40 年里，文凭贬值于我们也渐渐习以为常了。我读中师的 1990 年代初期，一个中专生都有铁饭碗，令人羡慕； 1990 年代中期读大学的时候，谁谁考上了研究生是极大的荣耀，就业是不用担心的；那是若是有个博士学位，就业是香饽饽，可有多个职位供其挑选。就在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顺应时代潮流，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迅速扩张。比如，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从 1997 年的 24.2 万人增长到 2007 年的 128.2 万人，再到 2017 年的 201 万人（在职研究生首次纳入统考）、 2018 年的 238 万人；招生人数（含推免研究生）则从 1997 年的 6.4 万人增长到 2007 年的 36.1 万人，再到 2017 年的 72.2 万人。最近的数据显示，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创新高为 290 万人，预计招生 72 万人。时代瞬息万变，文凭急剧贬值，现在的本科生的就业还比不上当年的中专生。
正如柯林斯所说：
现在，当学位已经发生通货膨胀，它们的主要价值就是重新投入教育市场，用来获得更高的学位。理论上，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我们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明清两朝时那样，学子们不停地参加科举考试，一直到三四十岁；只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影响到的可能是绝大部分人，而不再仅仅是少数精英。不同国家教育通胀的速度也有所不同，但自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它们不约而同地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在美国，讨论上大学还值不值得的问题近些年一再被人们提起。高校收费逐年攀升，而大学毕业后的找工作难度在增大，收入也在降低。据说是继房地产泡沫后，即是高等教育泡沫。这也是教育通货膨胀造成的人们在这条道路上不得不做的反思。
教育的一个理想目的是试图通过教育，培养知识精英来管理国家。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再取决于先天的出身，而是后天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 1958 年出了一本《知识精英的崛起：1870-2033》（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书，该书是以写于2033年的“手稿”的假设出现的。书中预言在二十一世纪初，英国这个贵族统治的社会，就要变成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了。贵族统治的社会是以继承或者委命为地位获得原则的，而社会的发展将是以教育知识的获得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原则。社会学家把前者称为“先赋原则”，比如出身家庭的阶级地位；后者叫做“成就原则”或者叫做“自致原则”，比如你学习成绩好，考上了大学，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了好工作。这一改变为现代社会的英才教育体系提供了合法性。英国不再供奉一个没有必需的技术能力的统治阶层了，“成就原则”在社会分层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知识精英的原则是“智商加努力”。如果一个人智商在 125 分以上，就可以通过教育进入知识精英的阶层，不管其出身如何。这种基于“智商加努力”过滤精英的办法遭到了民粹主义者的挑战和反抗，经过半个世纪之久，这种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制度宣告结束。讲述的故事也向我们昭示了教育并没有实现社会平等，而是一种重新界定社会阶层的途径。
到了 197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贝尔告诉我们，后工业社会的最初逻辑也是一个知识精英的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而言，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决定了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是取得高层地位的前提条件，专业阶层成了社会精英。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差异的根据是是否具有技术能力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这样一个社会，本质上是“文凭社会”。投资教育就是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贝尔引用加利·贝克尔的研究估算：
一项为期四年的大学教育“投资”，在男性毕业生的工作年限中，每年可产生 13% 的收益。毕业于一所名牌学校比毕业于“公共”即州立学校具有更进一步的差别优势。于是，曾经反映着社会地位的大学，现在成为划分阶级的仲裁人：大学获得了决定未来社会阶层划分的准垄断地位。
所以，大学教育之所以如此受人们重视，是因为：“后工业社会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明显的恐惧：蹬不上教育这座自动楼梯，就意味着被排斥在社会的特权地位（privileged place）之外”。“在这个社会中，大学学位、专业考试证书、许可证等是高级就业的一个条件。”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就成了一种必需的护身符。贝尔引用了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的《教育与社会政策》一文中的话，非常精彩地描述了教育在这个文凭社会里的真正作用是什么。瑟罗说：
人们发现，随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增加，仅是为了保护住目前的收入状况，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别人就会这么做，从而他们会发现，他们目前的职位将不再属于他们。教育变成了一项有益的投资，不是因为当他人都不提高教育水平的情况下，这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是因为要保住他们的收入，如果别人都提高了教育水平，而自己不投资，就将保不住现有的收入。实际上，教育变成了保护某人‘市场份额’所必需的防卫性支出。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阶级越庞大、发展速度越快，这种防卫性支出就越必不可少。
这表明，文凭社会里的教育变成了“军备竞赛”。在贝尔理想型的后工业社会里，“机会平等否认按照出身、裙带关系、庇护关系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标准来划分地位，它只承认对天赋和抱负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用帕森斯的话来说，机会平等主张普遍主义甚于主张特殊主义，强调成就甚于强调先赋。”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就是创建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意味着从开放、变革和社会流动的原则出发，根除那种等级秩序。…… 原则上，这些新的岗位是面向所有有才能的人的。”因此，“后工业社会在权力的基础和获取途径的定义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标准：技术能力成为掌握权力的条件，高等教育成为获得技术能力的手段。”
杨和贝尔的知识精英社会，都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也都是“文凭社会”。与贝尔相比，柯林斯对“知识精英统治”的文凭社会持更多的批评态度。 1979 年，柯林斯出版的《文凭社会》专门研究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柯林斯的研究发现，并不像知识精英统治论者所说的，真的是因为教育带来的知识和技能的差别而划分的社会阶层。虽然在特殊的专业领域，教育确实可以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这种高文凭高报酬的教育与分层体系还只是一种神话。实际上，不少工作是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的，而且好多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工作实践中获得的。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上了四年大学，工作时所用的知识还得在工作实践中从头学起。那么留在学校受到高等层次的教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要学习上层文化。有人说，上过大学和没上过大学就是不一样，这点儿不一样就是那个大学期间熏陶的一些大学文化。
其实，文化上的区隔在小时候已经由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做出了。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一书里揭示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如何共同作用再生产了社会统治阶层和下层人民的。像布尔迪厄的母校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学院”，就是培养法兰西高级知识分子的温床。学校在招生时对学生的要求是要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和学院气质，而这些正是那些来自资产阶级贵族家庭的孩子所具有的。通过教育系统和文凭制度，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得到了掩饰，把植根于经济和政治等物质权力的那种历史武断的社会秩序，转变成文化精英阶层人士温文尔雅之外在表现。社会等级制度作为衡量社会成员优秀与否的尺度，使一部分人获得了社会尊严，而另一部分人则沦落下层。法国的文化资本家来自巴黎高师，而国家与工业界的领袖则来自高等商学院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这些学校招生的学生主要来自那些罕见的既有世袭财产又有文凭的家庭。
布尔迪厄所说的法国这种出身决定人生前途的思想，在中国早就出现在费孝通 1943 年发表的《遗传和遗产》一文里了。费孝通写到：“若是你愿意分析一下成败人的历史，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可以把他们成功的原因归功在他们父亲们给他们的遗产。尤其在一个賓士的社会中，若是你父亲没有给你留下一笔可以使你有二十年不必工作的生活费，你就别梦想有进入学校的机会。不进学校，即使你自己很用功，却总得不到一个毕业的资格。很多位置是不允许没有这资格的人去占有的。从表面上说，以学识来选择人才是最合于优生的原则了，但因入学的先决条件在经济，于是最后决定着仍是遗产。”这也是当下所说的“拼爹”现象。
费孝通说的“一个毕业的资格”就是“一张文凭”。在现代社会里，以文凭和资格证书为标志的专门职业专家系统成了一个重要系统。为什么要信任专家？他们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他们受到了专门的职业教育，获得了文凭和执照。就是这些文凭和执照，把专家和外行隔开了。柯林斯认为，文凭就是设置特权阶层的保护门槛。比如我们说传统上，父亲是医生，教给了儿子，儿子就可以子承父业行医了。现在，没有文凭和执照能有资格当医生吗？即使实际上有能力，没有这个认可证，也是不可以的。文凭和证书，其实就是一个标签，告诉别人，我受过这些职能的专门训练，合格了。不管事实上能力如何，他人不了解你的实际能力，没有办法，就只好利用文凭和证书来获得一个人的能力的信息。 柯林斯因之认为学历就是保护利益团体（比如医生、律师和会计等）和中产阶级的利益的屏障，教育只是提供了社会阶层合法化的理由，从而掩盖了社会分层本质的不合理性，这是一种高级的骗术。但是，柯林斯没有看到，如果不用文凭区隔的话，社会又有什么标准呢？比如中国曾经取消高考，按家庭出身来安排职位，还不如学历社会有效和公平。至今距柯林斯的著作出版已经 40 多年过去了，而文凭社会的势力却越来越强了。这就是我们“文凭社会”的宿命。只能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我们的诸多教育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教育可以让社会更平等的神话，也可以发现教育内部实际上是在制造着或者再生产着社会不平等。就像布尔迪厄揭示的法国高师等精英学校再生产了社会统治精英一样，其他社会也在通过教育内部精英大学和非精英大学对同样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们做了阶层的划分。找工作时这些不同的大学就发挥了作用。比如，本科毕业于耶鲁博士毕业于哈佛的社会学家 Lauren Rivera 于 2015 年出版了《精英谱系：精英学生是如何获得精英工作职位的？》（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Rivera研究的是美国投资银行、法律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等三大领域里顶级公司，在招聘时，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她发现，第一要求是本科毕业的学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被称为超级精英大学。没有很强的熟人推荐，其他校即使是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进入面试圈，都不可能；甚至对那些即使研究院读的这些超级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如果本科不是这些学校毕业，也很困难。雇主的解释是，这些学校的本科选拔他们信得过，以此简化招聘中海量申请人的复杂烦劳。他们没有时间去过目海量的简历信息，所以必须简化过程。这是加剧这些学校本科申请竞争的大推手。我们的大学生在报志愿时也是 985 ， 211 ，“双一流”院校竞争最激烈，找工作也是这些大学毕业生为用人单位所青睐。其理一也！
Rivera 还发现，在名校要求之外，最重要的是学生课外活动情况。这类课外活动是指那些可以证明个人热情、投入和“全面发展的”的活动，比如划船队；而不是那些在自己行业里的，为了简历看上去好看的，带有工具性目的的专业活动，比如投资和法律俱乐部之类。前者主要出自个人兴趣，后者是为了专业兴趣。这些被看重的课外活动反应的是白人中上阶层文化的那些高地位、耗资源的活动。雇主招聘成员看简历材料，通常 10 秒到 4 分钟之间一份。迅速集中到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反应申请人素质的“信号”。他们在看重学生的课外活动上，超过了传统上所谓的在校考试成绩、标准化考试分数、前雇主声望、或者工作经验。学生的课外活动被视为学生的社会交往和道德性格的体现，因为这些课外活动做得好，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投资，往往还需要野心抱负、勇气和毅力、合作能力等。有招聘人说，他们招的不仅是一起工作的同事，更是在一起玩的朋友。只有分数说明不了什么，比如有人说“分数不能告诉我们你还有朋友”，“当然，你分数很好。但你只有好分数，其它什么都没有”。雇主还把自己的公司比喻成聪明人的兄弟会。再者，通过课外活动，还可以发现这个申请人在时间管理上的技能，时间大家都是一样多的，他能够在学习压力之外做这些活动，正是公司工作中所需要的平衡技能。
总之，一个学生即使上了美国超级精英大学，要想进入那些精英公司获得精英职位，就要进一步在课外活动等方面继续竞争。如果你能参加一个世界巡回演出的知名乐队，或者某项技能拿到全国冠军或者奥运奖牌，当然很受雇主青睐。一旦这些学生为让自己有一份求职中容易胜出的简历，在为出色的课外活动和各门功课的完成而努力，则很难具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所说的自由，无暇思考自己真正的追求和人生的意义了。有知识技能而缺乏自己真正的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公众关怀精神，即所谓的“优秀的绵羊”。华尔街的精英们大概就是这群“优秀的绵羊”中的最明显的代表。这些“优秀的绵羊”在文凭社会里，也是由雄厚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支撑着。文凭社会里没有文凭不行，但获得精英大学文凭后，要成为职场精英还需要依赖来自好的社会阶层。
显然柯林斯是对文凭的通货膨胀持极大的批判态度，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甚至说如果修改《文凭社会》一书，在理论层面他将重新定义“文凭的通货膨胀”这一概念。他说：
不再将它等同于货币通胀。正如经济学家所公认的，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会减少货币的购买力。但货币与文凭的区别在于，印纸币的成本是很低的，……但是教育文凭不仅仅是一张纸，它的成本还包括学校建筑的投资、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工资等等。因此：虽然货币通胀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在文凭通胀，学生要花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的情况下，多“印”文凭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从某种角度看来，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口都将在学校里待上 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取得更高的学位，那么教育的成本将几乎等同于现在整体经济的规模。
过于重视文凭的现象是否现在有所改观？柯林斯在回答澎湃新闻时这样说：“近年来，大学因资金短缺而缩小规模（原因是大量地制造文凭导致成本飞涨），它们开始鼓励理工类学科部门与企业家直接联系，或者让理工科研究者自己成为企业家。这意味着他们不再专注于获得学位，转而关注如何进入商界和技术圈子。”“ 最有名的革新者并没有踏上以获得学历为目标的学术道路。”“ 而在教育之外，美国社会的其他特性会培养出史蒂夫·乔布斯或托马斯·爱迪生这样的人才。美国经济的动力学正是这样。”这就是说，在文凭社会里，教育需要其他社会特性的弥补才能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在高校扩招的大潮里，文凭贬值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但柯林斯认为: “由于中国的人口总量很大，所以目前没有产生美国这般极端的文凭通胀，可能以后会有。又或者，中国会走上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
题图为电影《垫底辣妹》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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